马士英推荐、重用阮大铖，有三个原因：一是报阮大铖向周延儒推荐自己之恩。二是受了阮大铖的蒙骗，既然阮大铖有本事使清流中的部分人同情自己，那么马士英也难免受蒙骗。《明史》说南京沦陷后，马、阮先后逃到严州总兵方国安军中，阮大铖依然大言不惭地谈兵，方国安也真以为遇到了张子房、诸葛亮一样的人，很高兴。而马士英“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，而己居恶名，颇以为恨”，看来马士英后来对荐用阮大铖一事很后悔，同时也说明当初马士英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阮的蒙骗。三是拉班子。明末党争非常激烈，不择手段。连东林党、复社这样的进步集团，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自己的利益，也不惜用不正当的手段，活动被《明史》列入“奸臣列传”的周延儒再当首相。马士英以一方镇帅入主中枢。地位、声望皆不够，人阁时就遭到东林党的激烈反对，即使不反对他的人，心里也未必服气。所以他不得不为自己拉一套人马，凑一套班子，多才多艺而又善于谈兵的朋友阮大铖就成了难得的人选。他可能没想到这个难得的人才，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。
其二，马士英并非汉奸。有的书上说马士英降清被杀，这也是不实之词。《明史》记载，南京城破后，弘光帝逃往太平，不久降清，被解往北京处死。马士英“奉王母妃，以黔兵四百人为卫，走浙江”。辗转数处，后为严州总兵、曾任贵州大定总兵的旧友方国安收留(后阮大铖亦至)。但方、马挡不住清兵的攻势，不久即败。二人率残兵欲投监国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键，唐王不纳，又奔入太湖义军吴易军中，吴军败后为清兵俘获，斩于军中。马士英在生死关头，没有像阮大铖那样摇尾乞怜、谄媚新主，而选择了死这条路，好歹为自己保留了一点名节。虽然不能以生死论英雄，但总比做汉奸强。有些史书上说马士英是降清后又与明军暗通关系，才被杀的。《明史·马士英传》结尾也附了这种说法，聊备一说而已。如果马士英真是投降的，清朝官修的《明史》大可不必为他掩丑。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中说：“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，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，后复降清，究大有别。”此论应不失公允。
总的看来，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，但这点才能做地方大员尚可，主政中枢则不逮。更主要的是由于人品不佳，妄结匪类，误用奸人，以致酿成大祸，成为罪人。
时间已过去了三百多年，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段历史，比当时的人看得更清楚些。黄裳先生在《榆下说书·马瑶草》中引述了夏完淳的一种观点。夏完淳认为“史道邻(可法)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，瑶草守已狼藉。不脱豪迈之气；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，瑶草亦非令仆之才”，主张从实际情势出发，调换一下两人的职位。黄先生批评说，夏完淳的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，但终是书生的迂阔之见，没有通盘考虑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，这实在并非一两个人所能左右的。黄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。明朝自嘉靖以降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乃至社会生活各方面，都已腐败至极。忠直干臣、御敌能将，或杀或囚或逐，士气不振，人心涣散。清兵一入关，就势如破竹，迅速占领了半壁江山。连席卷中原的李闯王都没挡住。危急关头，弘光朝廷本应革弊兴利，齐心协力。以期重振声威，恢复河山。然而却是沿袭弊政，把北京没扯完的皮搬到南京继续扯。朝臣与朝臣不和，内阁与镇将不谐，各打各的算盘，各顾各的利益。马、阮就不说了，东林、复社党人多是有名节、负人望之士，但又难免带着偏狭的党见。先是为反对马士英入阁，与军方将领纷争，后又因阮大铖再用先后挂冠而去，使得朝中无正人，邪恶势力恣纵肆虐。只有一个史可法，心怀大局，忍辱负重，督师扬州，而属下的江北“四镇”又不怎么听他指挥。军队多是散兵游勇，御敌无能，争夺地盘、掠夺百姓却很在行。手握重兵、镇守武汉的左良玉不顾大局、不思后果，率二十余万人东下“清君侧”。等等。如此一个局面，怎么会挡得住清兵南下?马士英本非相才，即使是诸葛亮、郭子仪在世，怕也回天无力，徒唤奈何。把弘光朝覆灭的责任全推在马士英头上，是欠公允的，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马士英已矣，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。而知道他的人，往往是凭一曲《桃花扇》。《桃花扇》是名剧，但毕竟不是历史，剧中的马士英亦与历史上的马士英有别。
其二，马士英并非汉奸。有的书上说马士英降清被杀，这也是不实之词。《明史》记载，南京城破后，弘光帝逃往太平，不久降清，被解往北京处死。马士英“奉王母妃，以黔兵四百人为卫，走浙江”。辗转数处，后为严州总兵、曾任贵州大定总兵的旧友方国安收留(后阮大铖亦至)。但方、马挡不住清兵的攻势，不久即败。二人率残兵欲投监国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键，唐王不纳，又奔入太湖义军吴易军中，吴军败后为清兵俘获，斩于军中。马士英在生死关头，没有像阮大铖那样摇尾乞怜、谄媚新主，而选择了死这条路，好歹为自己保留了一点名节。虽然不能以生死论英雄，但总比做汉奸强。有些史书上说马士英是降清后又与明军暗通关系，才被杀的。《明史·马士英传》结尾也附了这种说法，聊备一说而已。如果马士英真是投降的，清朝官修的《明史》大可不必为他掩丑。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中说：“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，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，后复降清，究大有别。”此论应不失公允。
总的看来，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，但这点才能做地方大员尚可，主政中枢则不逮。更主要的是由于人品不佳，妄结匪类，误用奸人，以致酿成大祸，成为罪人。
时间已过去了三百多年，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段历史，比当时的人看得更清楚些。黄裳先生在《榆下说书·马瑶草》中引述了夏完淳的一种观点。夏完淳认为“史道邻(可法)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，瑶草守已狼藉。不脱豪迈之气；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，瑶草亦非令仆之才”，主张从实际情势出发，调换一下两人的职位。黄先生批评说，夏完淳的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，但终是书生的迂阔之见，没有通盘考虑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，这实在并非一两个人所能左右的。黄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。明朝自嘉靖以降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乃至社会生活各方面，都已腐败至极。忠直干臣、御敌能将，或杀或囚或逐，士气不振，人心涣散。清兵一入关，就势如破竹，迅速占领了半壁江山。连席卷中原的李闯王都没挡住。危急关头，弘光朝廷本应革弊兴利，齐心协力。以期重振声威，恢复河山。然而却是沿袭弊政，把北京没扯完的皮搬到南京继续扯。朝臣与朝臣不和，内阁与镇将不谐，各打各的算盘，各顾各的利益。马、阮就不说了，东林、复社党人多是有名节、负人望之士，但又难免带着偏狭的党见。先是为反对马士英入阁，与军方将领纷争，后又因阮大铖再用先后挂冠而去，使得朝中无正人，邪恶势力恣纵肆虐。只有一个史可法，心怀大局，忍辱负重，督师扬州，而属下的江北“四镇”又不怎么听他指挥。军队多是散兵游勇，御敌无能，争夺地盘、掠夺百姓却很在行。手握重兵、镇守武汉的左良玉不顾大局、不思后果，率二十余万人东下“清君侧”。等等。如此一个局面，怎么会挡得住清兵南下?马士英本非相才，即使是诸葛亮、郭子仪在世，怕也回天无力，徒唤奈何。把弘光朝覆灭的责任全推在马士英头上，是欠公允的，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马士英已矣，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。而知道他的人，往往是凭一曲《桃花扇》。《桃花扇》是名剧，但毕竟不是历史，剧中的马士英亦与历史上的马士英有别。
